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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唐、邓、汝、蔡等州征召义军,舂陵行并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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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唐、邓、汝、蔡等州征召义军,舂陵行并序

舂陵行并序

  生平简介

元结

  元结(719—772),唐著名文学家。字次山,河南(今河南洛阳)人。天宝十二年(753)登进士第。

  癸卯岁,漫叟授道州刺史。道州旧四万余户,经贼已来,不满四千,大半不胜赋税。到官未五十日,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,皆曰:“失其限者,罪至贬削。”於戏!若悉应其命,则州县破乱,刺史欲焉逃罪;若不应命,又即获罪戾,必不免也。吾将守官,静以安人,待罪而已。此州是舂陵故地,故作《舂陵行》以达下情。  

  安史之乱中,升任右金吾兵曹参军,又出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,在唐、邓、汝、蔡等州征召义军,抗击史思明叛军,使十五城因此保全。由于平乱有功,升任水部员外郎、荆南节度判官。代宗即位后,授著作郎。

  军国多所需, 切责在有司。
  有司临郡县, 刑法竞欲施。
  供给岂不忧? 征敛又可悲。
  州小经乱亡, 遗人实困疲。
  大乡无十家, 大族命单赢。
  朝餐是草根, 暮食仍木皮。
  出言气欲绝, 意速行步迟。
  追呼尚不忍, 况乃鞭扑之!
  邮亭传急符, 来往迹相追。
  更无宽大恩, 但有迫促期。
  欲令鬻儿女, 言发恐乱随。
  悉使索其家, 而又无生资。
  听彼道路言, 怨伤谁复知!
  “去冬山贼来, 杀夺几无遗。
  所愿见王官, 抚养以惠慈。
  奈何重驱逐, 不使存活为!”
  安人天子命, 符节我所持。
  州县忽乱亡, 得罪复是谁?
  逋缓违诏令, 蒙责固其宜。
  前贤重守分, 恶以祸福移。
  亦云贵守官, 不爱能适时。
  顾惟孱弱者, 正直当不亏。
  何人采国风, 吾欲献此辞。   

  广德元年(763),出任道州刺史,在该州减免赋税,安抚流亡士民,政绩显著,最高曾任容管经略使,加封左金吾卫将军。后来因为遭权臣嫉妒陷害,辞官归隐。

  这首《舂陵行》是元结的代表作之一,曾博得杜甫的激赏。杜甫在《同元使君舂陵行》诗中说:“观乎《舂陵》作,欻见俊哲情……道州忧黎庶,词气浩纵横。两章(指《舂陵行》及《贼退示官吏》)对秋月,一字偕华星。”《舂陵行》确实是灿若秋月华星的不朽诗篇。

  在诗歌创作方面,他反对“拘限声病,喜尚形似”(《箧中集序》)、绮靡浮华的形式主义诗风,提倡“极帝王理乱之道,系古人规讽之流”的功利目的和质朴淳厚的诗风,对中唐新乐府运动有一定影响。其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,讽谕时政,抨击官吏的横征暴敛,敢于为民请命。山水诗作也清新自然。

  唐代宗广德元年(763),诗人任道州刺史;第二年五月,诗人来到任所。道州旧有四万多户人家,几经兵荒马乱,剩下的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。人民疲困不堪,而官府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已。元结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,曾上书为民请命,并在任所为民营舍、给田、免徭役,很有政绩。他的《舂陵行》,就反映了当时苦难的现实,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。

  在散文上也颇有成就。

  全诗分为三部分。前四句是第一部分,写上情,概括叙述了赋税繁多,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。“军国多所需”是本诗的关键,是人民痛苦的根源,诗人痛感于赋税的繁重,所以开篇提明,单刀直入。这么多的需求,哪儿来呢?自然是命地方官去找老百姓要,于是引出下文。“切责在有司,有司临郡县”,顶针句的运用,从形式上造成一种紧迫感,表现上级官府催促之急。而官吏却一个赛似一个地施用重刑,催逼频繁而严厉,百姓怎么受得了呢?短短数语,渲染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。

  有《元次山集》。

  “供给岂不忧”至“况乃鞭扑之”是第二部分,写下情,具体描述百姓困苦不堪的处境。

  舂陵行并序

  前两句“忧”与“悲”对举,通过反诘、感叹语气的变化,刻画了一个封建时代的良吏的矛盾心理:即忧虑军国的供给,又悲悯征敛下的百姓。诗句充满对急征暴敛的反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。在这屡经乱亡的年代,百姓负担重荷,“困疲”已极。诗人只选取了“大乡”“大族”来反映,他们尚且以草根树皮为食,小乡小户的困苦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。“出言气欲绝,意速行步迟”,只用两句诗,就活画出被统治阶级苛剥殆尽的百姓的孱弱形象。由此而引起的诗人的同情和感慨,“追呼尚不忍,况乃鞭扑之”,又为第三部分的描写埋下了伏线。

  元结

  前两部分从大处着笔,勾画出广阔的社会背景,下面又从细处落墨,抽出具体的催租场景进行细致的描写。“邮亭传急符”以下是第三部分,写诗人在催征赋税时的思想活动。

  癸卯岁,漫叟授道州刺史。道州旧四万余户,经贼已来,不满四千,大半不胜赋税。到官未五十日,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,皆曰“失其限者,罪至贬削。”於戏!若悉应其命,则州县破乱,刺史欲焉逃罪;若不应命,又即获罪戾,必不免也。吾将守官,静以安人,待罪而已。此州是舂陵故地,故作《舂陵行》以达下情。

  诗人先用“急符”二字交代催征的紧急。接着再加一句“来往迹相追”,一个“追”字,具体形象地展现出急迫的情状。诗人深受其累,在这首诗的自序中说:“到官未五十日,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,皆曰:‘失其限者,罪至贬削。’”他对此异常不满,明确指责这种“迫促”毫无“宽大”之“恩”。

  军国多所需,切责在有司。

  然后集中笔墨揭示诗人的内心世界,把诗人的感情变化写得非常委婉,非常细腻。一开始,诗人设想了各种催缴租税的办法:让他们卖儿卖女──不行,那样会逼得他们铤而走险;抄家以偿租赋──也不行,他们还靠什么生活呢?写到这里,诗人荡开一笔,借所听到的“道路言”表现人民的怨声载道。“重驱逐”的“重”字,既照应前面的“乱亡”“山贼”字样,也写出官凶于“贼”的腐败政治现实,表现出强烈的怨愤情绪。这就促使诗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:诗人由设法催促征敛,转而决心笃行守分爱民的正直之道,甚至不顾抗诏获罪,毅然作出了违令缓租的决定。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上达君王,请求最高统治者体察下情,改革现状。

  有司临郡县,刑法竞欲施。

  在这一部分,诗人发了很多议论。这是他激烈思想斗争的表现,是心声的自然流露。诗人通过这些议论,具体深刻地展示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和根据,波澜跌宕,感人至深。

  供给岂不忧?征敛又可悲。

  这首诗以情胜,诗人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,用朴素古淡的笔墨,倾诉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,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。诗中心理描写曲折细腻,淋漓尽致地展现作为封建官吏的诗人,从忧供给到悲征敛,从催逼赋税到顾恤百姓,最后献辞上书,决心“守官”“待罪”(见序),委曲深细,“微婉顿挫”(杜甫《同元使君舂陵行序》)。这首诗不尚辞藻,不事雕琢,用白描的手法陈列事实,直抒胸臆,而韵致自在方圆之外,正如元好问所说:“浪翁水乐无宫徵,自是云山韶濩音(《论诗绝句》),具有一种自然美,本色美。

  州小经乱亡,遗人实困疲。

  大乡无十家,大族命单羸。

  朝餐是草根,暮食仍木皮。

  出言气欲绝,意速行步迟。

  追呼尚不忍,况乃鞭扑之!

  邮亭传急符,来往迹相追。

  更无宽大恩,但有迫促期。

  欲令鬻儿女,言发恐乱随。

  悉使索其家,而又无生资。

  听彼道路言,怨伤谁复知!

  “去冬山贼来,杀夺几无遗。

  所愿见王官,抚养以惠慈。

  奈何重驱逐,不使存活为!”

  安人天子命,符节我所持。

  州县忽乱亡,得罪复是谁?

  逋缓违诏令,蒙责固其宜。

  前贤重守分,恶以祸福移。

  亦云贵守官,不爱能适时。

  顾惟孱弱者,正直当不亏。

  何人采国风,吾欲献此辞。

  元结诗鉴赏

  唐代宗广德元年(763),诗人任道州刺史,道州原有四万多户人家,几经兵荒马乱,剩下的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。人民困苦不堪,而官府的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减。元结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,曾上书为民请命,并在任所修建民舍、提供耕地、免减徭役。这道诗反映了当时苦难的现实,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。

  全诗分为三部分。前四句是第一部分,写上情,概括叙述了赋税繁杂,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。“军国多所需”是人民痛苦的根源,诗人痛感于赋税的繁重,因此开篇单刀直入。接着引出下文。“切责在有司,有司临郡县”,顶针句式的运用,从形式上造成一种紧迫感,说明上级官府催促之急。短短数语,渲染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。

  “供给岂不忧”至“况乃鞭扑之”是第二部分,写下情,具体描述百姓困苦不堪的处境。

  前两句“忧”与“悲”对举,通过反诘、感叹语气的变化,刻画了一个封建时代的善良的官吏的矛盾心理:既忧虑军国的供给,又悲悯沉重征敛下的百姓。

  诗句充满对急征暴敛的反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。在这屡经乱亡的年代,百姓负担沉重,“困疲”已极。

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,  “大乡”“大族”尚且以草根树皮为食,小乡小户的困苦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。“出言气欲绝,意速行步迟”,只用两句诗,就刻划出被统治阶级盘剥的百姓的孱弱形象。由此而引起的诗人的同情和感慨,“追呼尚不忍,况乃鞭扑之”,又为第三部分的描写埋下了伏线。

  前两部分从大处着笔,勾勒出广阔的社会背景,下面又从细处落墨,抽出具体的催租场景进行细致的描写。“邮亭传急符”以下是第三部分,写诗人在催征赋税时的思想活动。

  诗人先用“急符”二字交代催征的紧急,接着以“来往迹相追”补充,一个“追”字,形象地展现出急迫的情状。诗人深受其累,在这首诗的自序中说:

  “到官未五十日,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,皆曰:

  ‘失其限者,罪至贬削。’”他对此异常不满,明确指责这种“迫促”毫无“宽大”之“恩”。

  接着集中笔墨揭示诗人的内心世界,将诗人的感情变化描写得委婉,细腻。一开始,诗人设想了各种催缴租税的办法:让他们卖儿卖女—— 那会逼得他们铤而走险;抄家以偿租赋—— 他们靠什么生活呢?写到这里,诗人荡开一笔,借听到的“道路言”表现人民的怨声载道。“重驱逐”的“重”字,写出官凶于“贼”的腐败政治现实,表现出强烈的怨愤情绪。这就促使诗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:诗人由设法催促征敛,转而决定笃行守分爱民的正直之道,甚至不顾抗诏获罪,毅然违令作出缓租的决定。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上达君王,请求最高统治者体察下情,改变现状。

  在这一部分,诗人发了很多议论。这是他激烈思想斗争的表现,是心声的自然流露。诗人通过这些议论,深刻地展示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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